"反彈琵琶" 戰略給中國較落後地區未來三十年的持續發展定了調

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1980年2月底，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此後，在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幾年時間裏，胡耀邦多次深入西藏、 青海、甘肅、貴州、廣西、雲南等西北、西南地區考察。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他從當地的實際情況出發，率先提出了開發我國西部的戰略構想。

1986年2月，胡耀邦（前左）在貴州考察時與當地群眾交談。前中為時任貴州省委書記的胡錦濤。

開發西部：來自西部調研實踐的戰略構想

1983年七八月間，胡耀邦在對青海、甘肅進行了比較廣泛的考察後，在青海省領導幹部大會上說：青海的面積相當於7個江蘇，比四川（注：當時包括重慶及所屬地區）還大1/4多。青海雖然乾旱，但許多地方有豐富的地面水和地下水，一旦開發就可以變成綠洲。全省處於高寒地帶，雖然給生產和生活帶來許多困難，但正因為高寒，才有犛牛、藏羊、蟲草等特有的動植物資源，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可以減輕高寒的消極影響。青海擁有豐富的能源資源，可供開發的水電裝機容量達2000萬千瓦，太陽能和風能資源得天獨厚，煤、石油和天然氣的儲量也很大。青海如此，新疆、甘肅、寧夏、陝西這些省區，也都各具特有的優勢，都是未來開發的寶貴財富，必將為國家的四化建設作出巨大貢獻。胡耀邦在對上述省區的考察中，每到一個地方，都詳細瞭解當地實情，進而提出改革和發展的方針性建議。1984年1月，胡耀邦在貴州省幹部大會上列舉了西南地區蘊藏著的巨大優勢：大西南是我們整個國家四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戰略基地。雲貴川三個省，面積113萬平方公里，占全國1/9，如果加上西藏的120萬平方公里，那就是233萬平方公里，占全國將近1/4。人口在雲貴川三省有1.62億，占全國1/6。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從國情來講是我們的大後方。特別是資源豐富，是全國少有的能源和重工業基地。水電資源如果加上西藏，占全國85%以上，而且有些地方造價特別低。三省煤的儲量有600多億噸，一年開2億噸，可以開300年。還有黑色金屬、有色金屬，也是蘊藏量比較豐富的地區。60年代搞三線建設，全國投資1000多億元，西南占了1/3，使得這裏有比較先進、強大的工業設備。此外，三省的農業條件好，土壤、氣候都比較適宜，吃飯問題比較容易解決，林牧業的潛力大，前途更大。從上面的這些條件來看，西南必將成為我國四化建設的重要戰略基地。我們應該有這個戰略眼光。

胡耀邦看到了西部地區的優勢，同時也看到了困難和不利的一面。他與當地幹部分析：從目前來看，交通閉塞、經濟還不發達，人民的家底比較薄，文化技術程度還不高，是三個主要問題。這就要靠我們團結和帶領廣大人民艱苦奮鬥，在已有的基礎上，經過15到20年的努力，為未來的大開發作好各方面的準備。他在貴州說：要從現在起，用15到20年的時間，把雲貴川三省建設成一個可以獨立存在的、又能支援全國建設的現代化基地，即是：擁有3000多萬千瓦的能源基地，強大的重工業基地，能滿足本地區人民需要的輕工業基地，糧食充分自給的強大的農業、林業、牧業基地。我們要防止兩種可能的偏向：一種是認為根本辦不到。這是一種悲觀情緒、悲觀思想。這個不對。另一種是認為明年就大上，三年就完成。這叫急躁情緒，也不行。我們把思想端正以後，就要大家力爭，長期奮鬥。你們西南三省，或者再加廣西，大家鼓足幹勁，同時深思熟慮地想一想5年怎麼走，10年怎麼走，15年怎麼走，20年怎麼走。要看到遠景，下個決心，積極開創新局面。

胡耀邦回到北京後，把調研情況向中央作了彙報。他說：從眼前來看，這些地區經濟不發達，與沿海和中部地區相比有較大的差距，但是這些地區幅員遼闊，自然資源極其豐富，發展起來擁有巨大的優勢。他從國家長遠發展和繁榮富強的戰略高度分析後認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戰略部署，在20世紀末實現翻兩番的基礎上，要進一步實現未來20年、50年的宏偉計畫，勢必要將我國經濟開拓的重點轉移到西部來。西部地區將是21世紀把我國建設成社會主義強國的巨大基地。中央對於20世紀末我國經濟開拓的重點轉向西部，取得了廣泛的共識。胡耀邦還在中央書記處的會議上提出，在制訂 "七五" 計畫時，對西部地區要 "適當照顧，稍微優先一下"。

1984年初，為加快西南地區的建設和開發，胡耀邦在貴州還找了雲南、四川和重慶市的領導來座談商討，促成了一個 "三省四方經濟協調會議"，以加強相互的合作，共同努力。後來，廣西也表示要同貴州加強合作。大家商定,這個協調會議的原則是平等互利，輪流坐莊，大家都有否決權。

1985年9月，胡耀邦重返長征路，與當地群眾合影留念。

正視現實：探求西部 "老少邊窮" 地區貧困的根由

開發西部必須腳踏實地地去做，當務之急是切實幫助貧困地區改變面貌。在西部廣大的山區、荒原區和偏遠地區，都有一些十分貧困的縣、鄉，好幾千萬農民終年處於饑寒境地。胡耀邦在著重考察過這些地方後，幾次向中央彙報貧困地區的實際情況，提出了 "老少邊窮" 這個概念。他認為必須嚴肅正視幾千萬人民尚處於貧困境地這個現實，研究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把切實幫助貧困地區逐步改變面貌，作為黨和政府的一項重大任務來認真解決好。

1983年，胡耀邦在同中央有關部委的負責人座談時說："現在，山區大約有兩三億人民富不起來，翻不了身。在這個問題上，一不能怪山區人民，二不能怪下面幹部，是我們政策的失誤。一定要改變政策，放寬政策。一不能整老百姓，二不能由國家背包袱，而是要給幹部和群眾以正確的政策，幫助解決問題，諸如山權問題、承包責任制問題、自營林木的繼承權問題、農林副產品自由交換問題、山貨販運問題、交通問題、市場問題等等。"

在這次講話中，胡耀邦還提出了兩個 "時時刻刻"："我們的同志一定要弄清兩個問題：一是我們共產黨要時時刻刻為人民著想，使人民儘快富裕起來。只要人民富裕起來，我們就有辦法了。決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國家的利益對立起來，國家的利益離開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沒有意義的。試想，離開了人民，還有什麼國家？二是我們考慮問題要時時刻刻記住，政策是第一位的，政策對了頭，其他問題都容易解決，研究、解決問題，決不應該眉毛鬍子一把抓，更不應該本末倒置。"

1986年初，胡耀邦率領中央機關27個部委34人組成的春節訪問組，赴滇黔桂三省區作了為期17天的調查研究。在與三省區領導幹部座談時，胡耀邦說："平常提老少邊窮，還只是從現象上看問題。困難比較大的分佈在深山區、高寒山區，一個是森林區，一個是荒原區。甘肅就是荒原。決策上的主要失誤，就是不看條件就向他們要糧食，全國以糧為綱，不只是強人之所難，而是強人之不可能。......在深山區、高寒區，他祖祖輩輩不是靠種糧食解決溫飽問題的。那些森林區、深山區，他們的主要勞動對像是什麼？你強迫他種糧食，不讓他開礦、搞林業，不僅剝奪了人家的經營自主權，還剝奪了他的主要勞動對象。他的主要勞動對象就是木頭、礦產。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生產三要素中，有一個是勞動對象，你把勞動對象都剝奪了，違背了政治經濟學起碼的常識，他怎麼能夠溫飽？"

胡耀邦還分析說：這些地方，因為祖祖輩輩都窮，所以遺留下了許多精神上、思想上的消極因素。這些消極的思想習慣，是他們走向經濟翻身的一種沈重的負擔。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他們的這種負擔，要從歷史上加以理解，要找到一種生動活潑的方法，幫助他們逐漸消除這種負擔，這是很不容易的。不能採取批評的辦法，批評沒有用。鬥爭就更不應該了。這是祖祖輩輩遺留下來的，幾十年、幾百年、幾千年從來就沒有富過嘛。還有依賴思想、迷信觀點等。只有找到生動活潑的辦法，才能使他們在改造自然的同時，改變這種精神狀態。這單靠思想工作也解決不了問題，要依靠榜樣的力量，要依靠活生生的例子、事實。要善於發揚他們的積極因素，克服他們的消極因素。主要是幫助他們在生產和生活中見到效果。

為切實幫助貧困地區改變面貌，胡耀邦認為，要紮紮實實地想些辦法，採取切實的措施，使農民的日子好過起來。核心的問題是每年每人能增加收入。他設想，要在中央、省、地市三級找一批責任心很強的人，並且找一些科技幹部和先進地區的能工巧匠，到這些貧困地區，採取一帶二幫的辦法，春天下去，冬天回來，切實工作，幫助農民儘快脫貧。

1984年初，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討論新中國成立35周年慶祝活動的會議上說："我們還能幫助老百姓幹一點什麼事情？我在貴州提出，貴州有一部分老百姓很苦，沒有棉絮，沒有帳子。現在我們的化纖和棉布積壓90億米，可不可以搞點賒購？搞賒購，分期付款，既解決老百姓的困難，又減少積壓，不要國家出錢，你們敢不敢這樣幹？貴州贊成這個辦法。要準備10%的錢收不回來。請你們考慮一下，刺激一下消費，使人家歡歡喜喜地過一個國慶日。"他的這個主張，獲得萬裏、田紀雲等人贊同，主張抓緊在雲南、貴州等地實施。不久，胡耀邦到四川涼山地區調查彜族同胞的住房問題，對自治州黨委的負責人說：我這次來涼山的目的之一，就是來尋找解決彜族群眾住房問題的辦法的。解放已經30多年了，我們國家還有彜族、苗族、布依族、瑤族等幾個少數民族同胞的住房條件沒有大的改進，現在是到著手解決的時候了。你們要把這件大事放在心上啊！"反彈琵琶"：促進西部地區生態良性迴圈

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由於多年執行 "以糧為綱" 的政策，山區人民也被迫開荒種糧，到處開墾山區造梯田，事倍功半且不說，更嚴重的是直接破壞了植被和生態，造成水土流失和泥石流等自然災害。山區人民不能靠山吃山，不能因地制宜地開展林、牧業生產，而是捧著 "聚寶盆" 要飯吃，依賴國家救濟。為此，胡耀邦在考察調研時反復強調，"決不放鬆糧食生產，積極發展多種經營"，並制訂了一系列方針政策，使得許多地方的山區經濟有了改觀。但真正從糧食這個 "幽靈" 的陰影中跳出來，對於西部地區許多幹部來說，還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胡耀邦認為，對山區來說，對糧食產量不高的乾旱地區來說，要跳出單打一抓糧食的思路，來個 "反彈琵琶"。他在甘肅考察後說：你們《絲路花雨》不是有一個 "反彈琵琶" 嗎？人們彈琵琶，一般放在懷裏，《絲路花雨》卻拿在背後彈，所以叫 "反彈琵琶"。我看甘肅農業要開花，就要來他個 "反彈琵琶"，即把不適宜種糧的山區和乾旱的地方種樹種草，進而發展牛、馬、驢、騾、羊等。牲畜多了，廄肥等有機肥料就多了，此時就能多打糧食。這也是生態系統良性迴圈、改造山河的正確途徑。

改變山區貧窮落後面貌，當然還有一系列政策問題需要解決。胡耀邦認為，全國山區情況千差萬別，對山區建設的指導思想決不能簡單化、絕對化。山區群眾要靠山吃山，以山養山，建設山區，搞富山區。要考慮把 "封山育林" 的口號改為撫山育林、撫山造林，要營林、治林、養林。要端正政策，制訂規劃，長短結合，以短養長，要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現在我們的政策，實際上是把山區人民的手腳捆得死死的，什麼都不讓群眾去搞。為什麼亂砍濫伐林木和盲目毀林、開墾的問題長期沒有解決？主要是因為我們政策上的失誤。多年來，我們總是把矛頭對準群眾，說人家不守法，整老百姓，結果我們只好把不該背的包袱背起來。在他的提議下，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林業部等單位研究起草了相關檔，經胡耀邦審改後，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通過發佈。這便是後來被人們歸納為 "反彈琵琶"  的三部曲：

胡耀邦（前中）一直提倡植樹造林，並身體力行。

"反彈琵琶" 第一曲：種樹種草

1983年7月，胡耀邦對甘肅、青海進行了為期20天的考察。他不顧勞苦和高原反應，在海拔2000多米的黃土高原和海拔3000多米的青藏高原上四處考察，隴東、臨夏、定西、平涼、海南、海西、柴達木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儘管是盛夏時節，也很少能看到綠色的樹和草。看著眼前一座座裸露的原和大小溝壑，胡耀邦與當地幹部、群眾更加直觀地認識到：甘肅、青海以至整個西北地方，農業發展遲緩、人民生活貧困的最大問題是乾旱。

為什麼會造成乾旱？胡耀邦有一段精闢的分析："乾旱區的形成，大自然中各種的億萬斯年的作用固然是基本原因，但就許多地區來說，就許多具體情況來說，人為因素的破壞肯定也是重要原因。我們看到地球上有許多地方，都是曾經有草有樹，並且經人開發出來，後來又破壞了的。比如我們的華北、西北許多地方，多少年前，草地林地非常之多。前年我到山西，我問他們：看過柳宗元的《晉問》那篇文章沒有？柳宗元是山西永濟人，《晉問》專講1000多年前山西的風貌，說當時晉北到處都是森林。這次我到甘肅，原屬甘肅有個額濟納旗，現歸內蒙古阿拉善右旗，這個地方古時叫居延，是漢朝在西北的屯兵重地。當年有大片的草原，放牧牲畜，還種小麥，駐兵上萬，而現在周圍地區已是一片荒漠了。還有陝甘的畜牧業，過去也都是有相當規模的。東漢開國皇帝漢光武的一位大將馬援，是陝西人，就曾在西北搞起了很大的畜牧業。他對相馬法很有研究，寫了一本《銅馬相法》。再早一些，西漢武帝時的重要人物蔔式，也是靠在北方搞畜牧業起家，向朝廷進貢大批馬匹，封了大官。還有新疆那個歷史上有名的樓蘭國，曾經很繁盛，但後來毀掉了，完全沙化了。什麼原因？遠的原因不清楚，但頻繁的戰爭和濫伐樹木，草原森林被破壞，無疑是個重要原因。還有陝北榆林一帶，原是個草原地帶，自從清朝康熙時期毀林開墾以後，暗沙變明沙，沙丘南移，榆林城自清初到解放前250年間被迫三遷城址。"

弄清了乾旱原因，怎樣治理？胡耀邦認為：種草種樹，發展牧業，是改變甘肅、青海面貌,治窮致富的根本大計，是關係全局的一個重大戰略問題。

為了使乾旱貧困地區儘快脫貧致富，胡耀邦與當地負責人和廣大幹部、群眾深入探討了種樹種草的方案。他說：甘肅有45.6萬平方公里的面積，如果經過30年的努力奮鬥，達到用10萬平方公里即百分之二十幾的土地來種樹，那就等於造了相當於整個江蘇省那麼大的一個林區。10萬平方公里是1.5億畝，如果成林之後每畝每年出材半立方米，就是150億元，不就等於翻了一番多嗎？至於對畜牧業、農業和輕工業的推動和發展，就更是難以估量了。這當然不輕鬆，至少要準備幹他30年。但是必須是從現在起，就有明確的目標，從明年起就要抓緊動手，種草種樹。

胡耀邦提出了九條辦法和措施：一、思想大解放。破除單打一抓糧食的老框框，狠抓種草種樹，發展畜牧業，由此增加肥料，達到糧食大增產。二、意志大集中。要在北方乾旱地區，特別是土地多的地區，把大家的意志集中到種草種樹這一點上，把它擺在第一位，圍繞這一點來統一思想，集中意志。三、廣泛大動員。要黨內黨外、男女老少都知道，把道理講得清清楚楚。還要持久，整個80年代、90年代都要講，21世紀還要講，一直講到完成任務。要講得通俗易懂，說一些群眾能記得住的話，比如："種草種樹，治窮致富"，"十畝草山兩畝林，子子孫孫不受窮"，"家有兩頭大畜十頭羊，光景一年定比一年強"，等等。要把種樹種草同農民的切身利益結合起來。四、事情靠群眾。種草種樹這件大事，主要靠發動群眾。靠千家萬戶，千軍萬馬。要以發動群眾為主，國家財政支援為輔。發展工業要有國家投資，花很多錢，搞農業則主要是靠用政策來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性。五、種子要狠抓。要廣泛採集各種適合需要的草種、灌木種、喬木種，實行草、灌、喬混種。本縣、本地種什麼草，種什麼樹，以及怎樣種法，都需要在科學技術的指導之下，過細研究，具體落實，保證品質。有許多地方種樹不行，可以先種草，先種灌木，從種草起步，草、灌先行，以草養畜，促林促農。六、檢查要認真。每個省、地區、縣、公社、大隊，一年都要認真檢查一次，表揚好的，批評懶洋洋的。七、政策要落實。種草種樹，要誰種誰有，長期不變，子女繼承。有些地方應當擴大自留地，同時落實責任山。現在各地都還有政策不完全落實的問題，即使工作較好的地方也不例外。牧業政策、林業政策、各種責任制都要堅決落實，大膽地和儘快地落實好。八、幹部要帶頭。說一千道一萬，抵不上幹部帶頭幹。我在定西說，你們這裏這麼乾旱，別的意見我不提，只提一條：要書記帶頭，一人一年種兩畝草、十棵樹。我看延安也要規定，國家幹部一年種多少草、多少樹。這一條是最過硬的，不帶頭幹沒有說服力。九、決心要持久。要把乾旱地區改造過來，有的地方要30年，有的要40年，要靠愚公移山的意志。我們不是挖山，而是治山，這代人搞不完下一代，一代兩代搞不完還有第三代，下決心幹到底，一定把這件事情幹好。

1983年底，胡耀邦到四川、貴州考察，發現兩省的許多地方山巒起伏，但荒山禿嶺和盲目開墾的現象屢見不鮮。他對當地幹部說："你們那麼多山，有些應該停耕還林，可以種樹種草嘛！"

胡耀邦回到北京後，仍然掛念著在同乾旱作鬥爭的西北人民。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我們不能光號召人民群眾種樹種草，我們自己也應該有實際行動。他同大家研究，側柏、華山松適於在寒冷乾旱的西北地方種植，就倡議採集松柏樹種送給西北人民。他每天在中南海散步時，就撿拾一些側柏種子積攢起來。1983年9月6日下午，他還和中南海工作人員一道，專程到西山去採集松柏樹種，回來後撿淨晾乾，送給甘肅定西用於植樹造林。在他的帶動和團中央的號召下，一個採集草籽樹種的活動在全國青少年中展開，一袋袋、一箱箱草籽樹種源源不斷地送往大西北。甘肅蘭州就此建起了徐家山綠化工程示範區，十多年後鬱鬱蔥蔥的紀念林成了西北乾旱地區植樹造林的一個榜樣。

"反彈琵琶" 第二曲：發展畜牧業

胡耀邦認為，種樹種草，有了充足的草飼料，就可以大規模發展畜牧業；牲畜提供大量優質有機肥料，就能促進糧食增產，增加農民收益。無論是在西北、西南的甘肅、青海、雲南、貴州，還是在內地及沿海的湖北、河南、江蘇、山東，他都反復強調發展畜牧業的重要性，鼓勵各地要積極引導和支援農牧民多飼養豬、羊、牛、禽，發展畜牧業。他在青海說，你們地面那麼大，如果農牧結合，一戶養一頭奶牛，一年收入1000元，僅此一項，收入就可以翻一番。只有農牧結合，才能實現農業生產的良性迴圈。

1984年11月17日，胡耀邦在關於發展畜牧業問題的談話中提出："今後30年，也就是從現在起到21世紀的20年代，我國畜牧業應當堅持並且實現大發展的方針。"要使畜牧業大發展，在結構上採取什麼方針呢？胡耀邦經過廣泛的調查研究，總結各地群眾的實踐經驗，認為："長遠來說，可能是這樣一個次序：牛、羊、豬、禽、雜。這裏所說的雜，包括馬、騾、驢、駝、鹿、兔、獐、貂等等。但是就當前來說，就今後一定時期來說，豬還是第一位的，禽是第二位。"

胡耀邦認為，發展奶業是滿足城鄉人民需要、增強人民體質的大事。"要採取奶牛和奶羊並舉的方針。有些地方奶牛一下子搞不起來，而養奶羊的投資比較少，技術比較簡單，飼養也比較方便，應當更快發展。"繁殖奶牛、奶羊，"應是改良本地品種為主，進口為輔。改良品種，比如土牛經過三代，就可以變成良種了。進口，除了引進必要的良種牛羊之外，還可以買胚胎和精液。說進口為輔，但千萬不要輕視這個輔。因為只靠自己搞，不夠嘛"。他指出，這種有益於國計民生的大事，早進一年和晚進一年，結果和意義是很不相同的。

鑒於一說大發展就要國家投資、國營為主的陳舊觀念，胡耀邦認為："應當以專業戶、專業大戶、專業聯戶和專業村為主，扶持農民自己幹，扶持地方幹。這就是說，以個體為主，少量的由集體搞，國家全力以赴地從事技術指導、技術推廣、品種改良、疫病防治等方面的服務工作。要發展專業大戶和專業村，請你們注意總結這一方面的經驗。那種一家一戶的零星飼養可以搞，不要反對，但一定要促進專業大戶和專業村的發展。不是說越大越好，不要搞形式主義，但是必須看到，如果專業大戶發展起來，一戶能夠養多少頭奶牛，或者養幾十、幾百頭羊，幾千、上萬隻雞，如果整個村子都幹這一行，先進技術的傳授就快了，加工、收購、運輸就方便得多了，畜牧商品化就能夠更好實現了，國家的各項服務工作就更加有效了，農民也就富得更快了。"

胡耀邦認為，先進技術的開發和推廣，對於畜牧業的發展至關重要。對中央、省、地市的各級主管部門來說，這是第一位的大事。"如果沒有先進技術，還靠那些落後的甚至是相當原始的生產方法，中國畜牧業大發展是不可能的。必須切實地研究和掌握畜牧業生產和加工過程各個環節上的先進技術，包括培養良種、繁殖飼養、疫病防治、飼草飼料和綜合加工利用等方面的先進技術，有效地加以推廣。"

胡耀邦對發展畜牧業的這些見解，對於發展我國的農業經濟，對於老少邊窮地區因地制宜治貧致富，其指導作用是很大的。他的這一思想，在影響深遠的中央幾個 "一號檔" 中，都有相應的闡述和規定。

"反彈琵琶" 第三曲：靠山吃山，發展多種經營

胡耀邦在對各地的考察中十分注意瞭解那些重視發展林牧副業因而比較富裕的山村，並加以對比研究。他指出，山區存在著一個共同的尖銳矛盾：一方面地上地下的千百種自然資源長期沈睡，另一方面千百萬山區群眾繼續受窮。如前所述，耕地是平原地區農民的勞動對象，那麼山區的林地和礦藏就應當是山區人民的勞動對象。勞動力與勞動對象相脫離，正是山區人民貧窮的根本原因。解開這個結，山區就會全盤活起來。要掃除兩個障礙：一是目光盯在狹小的耕地，而對地下的黑色寶庫（礦藏）和地上的綠色寶庫（樹、草）視而不見；二是某些不合時宜的政策束縛著山區人民的手腳。他一再告訴山區的領導幹部和人民群眾：要重視和發揮山區的優勢，搞好林業、牧業、採礦業、副業等，讓人民脫貧致富。1984年10月，胡耀邦在山東同沂蒙山區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的老黨員座談時說：老根據地的人民在革命戰爭年代英勇奮戰，打出了一個新中國，為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新中國成立後，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走了曲折的路，在政策方面不對頭，對老根據地更不對頭。現在中央的政策對頭了，老根據地的經濟建設要趕上去，揚長避短，切實發揮自己的優勢。他說，老根據地大多在山區，搞林業、牧業、採礦業等是你們的優勢。比如你們沂蒙山區可以搞建材、搞大理石。老黨員、老幹部應該帶頭勤勞致富。當他聽說在座的魏振東是1939年入黨的抗日英雄，當年敵人聽到他的名字就害怕，現在他承包75畝魚塘，預計可年產魚3萬斤，收入2萬元的事蹟後,高興地說：退下來搞專業戶，我看也是個方向。我送你18個字："推翻三座大山是英雄，實現四化宏圖是能手。"並揮毫為魏振東書寫了這18個字。

1986年初，胡耀邦在對雲南、貴州、廣西三省區考察時，對當地有關領導說：為了在經濟上打翻身仗，要繼續研究如何發揮你們的優勢，克服你們的劣勢。認識自己的優勢和劣勢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不要怕反復。接著，他分析了三省區的三個優勢：（一）有豐富的礦產資源，也有能源資源，而且比較全。（二）流經三省區的赤水河，是亞熱帶經濟作物地帶，雲南還有5萬平方公里的濕熱帶，一可以搞糖料作物，二可以種植幾十種亞熱帶水果，三可以種植中藥材等健身植物，四可以種植香料植物，其他還有纖維植物、木本糧食，等等。這四大類加起來有幾百種，是別的地方沒有的。（三）還有很大一片高寒山區，比北方寒冷地帶好，適宜生長樹木、牧草、藥材，牛、羊、馬都可以發展。他對三省區的領導幹部說：要從全局發展的需要來考慮，繼續深化，研究發揮你們優勢的政策問題和戰略措施問題，要往這個方向走，繼續往下走，不斷深化。

1986年6月，胡耀邦在雲南玉溪對當地幹部說："甘肅省種草養豬，有一種紅頭草養豬非常好，群眾很歡迎。你們有500多萬畝草山，要研究適合種什麼草，逐步發展起來養牛、養豬、養兔，解決肉食問題。500萬畝草山，平均兩畝載一頭牲畜，就是200多萬頭。這是一條出路，既節省勞力，保持水土，又能提高食物的品質。甘肅省從這方面得到了好處，勁頭起來了。你們的農業投資要拿出一部分來幫助山區發展草業、飼養業。"

胡耀邦在考察中發現，要開闢生產門路，發展多種經營，還要幫助山區人民學習掌握生產技術。"如人家怕雞瘟、豬瘟，又沒有辦法；想種香蕉，又不懂怎麼種；種柑橘的技術要求更高了。"他說，"我在四川當了兩年半區黨委書記，種了十幾棵柑橘，每一棵都生蟲子。柑橘不是人人都會種的。燒磚也不容易。所以，我主張搞那麼一批人去幫助他們。我們把技術看複雜了，把能工巧匠的作用看簡單了，有些人的豬、雞就喂得好，有些人就喂不好。一種、二養、三采、四加工，這種產前產後的技術作用要重視，能工巧匠的作用非常重要。"政府要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鼓勵科學技術人員下農村、進山區，還要宣導和組織人才和技術的交流。

西部建設和開發還有一個突出問題是交通。新中國成立後，為加強西北和西南地區的建設和經濟發展，國家投入大筆資金修了一些鐵路，但西北、西南地域廣闊，加之建設標準偏低，遠遠不能滿足當前和未來的需要。胡耀邦在同當地幹部討論時認為：鐵路建設的投資大、週期長、技術要求高，在今後有計劃地修建鐵路的同時，還要想一想水路、公路的建設和發展。尤其是西南地區，有長江水系，充分利用起來等於多少條鐵路啊！再就是修公路，尤其是中距離的（3萬～4萬公里），大噸位的（一輛載重15～20噸），寬路面的（12～16米），很快便可以獲得很大效益。他同當地幹部算了賬：這樣的公路，一年運量可達二三百萬噸（而黔桂鐵路一年的運量也只搞到350萬噸）。一公里公路的造價比鐵路要便宜好幾倍，可以動用民工幹，增加就業人數，而且來得快，又可以帶動汽車工業的發展，特別是可以帶動周圍的老百姓富裕起來。因為老百姓的馬車、推車、自行車等各種交通工具都可以利用公路，沿線廣大地區的經濟便可以活躍起來。

這個主張，胡耀邦後來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進一步作了闡述，並提出：西南的煤主要在貴州，可以考慮貴州到廣西搞三條公路，到四川也搞三條公路，南面三條北面三條。或者先在南面、北面各搞一條。交通運輸問題一解決，其他問題就活了，電也好辦了，上別的也好辦了，局面就會大改觀。

風範長存：深入西部偏遠地區調研的求實作風

胡耀邦在主持中央工作的七八年間，多次到地方特別是西部老少邊窮地區考察，深入基層，直接向基層幹部和普通老百姓調查訪問，具體指導。他認為，在中央的人深入實際的最好辦法就是到基層跑一跑，多下去，多接觸幹部群眾，多看、多聽、多問。他把深入實際、深入群眾作為做好領導工作的頭等大事。因為歷史的經驗教訓證明，凡是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後制定的政策，總是成功有效的，而過去在決策上有錯誤，也就是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不夠。1983年他去青海、甘肅調查時曾對隨行的人說：西漢長期屯田西北的大將趙充國有一句名言：百聞不如一見。我們正是為要一見青海和大西北而來的，不然你坐在北京制定的政策、作出的指導，怎麼能切合實際、正確可行呢？胡耀邦心中裝著960萬平方公里上生息著的10多億人民。他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幾年間，常常抓住一切機會到各地考察。全國的321個地區（州、市），除西藏5個、青海2個、雲南3個外，他都走到了。全國2112個縣，有1600多個縣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在他任中共中央主席和總書記的7年間，有6個春節是同基層人民群眾一起過的。

在幾十年革命歲月中，胡耀邦養成了艱苦樸素的作風，這在各地考察中也有生動的體現。他每次都是輕車簡從，一般不坐轎車，而坐旅行車，以便在車上與隨行人員、陪同幹部交談，探討問題，深入思考。針對某些地方接待上級搞排場、講鋪張的不良現象，每次出發前，他都要隨行秘書通知要去的地方：一、不准站崗放哨；二、不准請客送禮；三、所住招待所不管已住著什麼人，都不准清理搬家；四、當地有什麼車就坐什麼車，不准到外地去調好車；五、只要當地黨委幾個幹部去接一下，不要人多，更不准組織什麼歡迎隊伍。他對於那種夾道迎送、前呼後擁、警車開道、戒備森嚴以及遊山玩水、大吃大喝，甚至帶著妻兒老小同行的現象非常厭惡，不止一次地說：這是一種腐敗現象，只會敗壞黨的形象。我們共產黨人不能搞這種低級趣味，把自己同人民隔絕開來。

正因為胡耀邦保持了艱苦樸素的本色，所以他能翻山越嶺、跋山涉水地深入到縣、鎮和鄉村去調查、去研究，直接走進農家去與群眾促膝談心，甚至打開農民家的飯櫥、糧囤、衣櫃瞭解真情。他不願意聽從當地幹部的安排去早有準備的群眾家訪問，是因為他曾 "上當受騙" 過。有一次他去內蒙古調查，提出要去牧民家看看。在當地幹部的安排下，他走進一個蒙古包，看到精緻的陳設和異常整潔的佈置感到十分驚奇，漂漂亮亮的青年男女主人接待他也是格外熱情，可是一問生產、生活情況卻支吾不清。他又進了一個蒙古包，也是如此。在仔細盤問之下，才知道這些蒙古包都是精心佈置的，青年男女竟是當地歌舞團的演員。他十分惱火，當即向當地領導提出了嚴厲批評，並不止一次地以此為例告誡大家防止上當受騙。

實地考察，注重實際，形成了胡耀邦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的一大特色。他把中國共產黨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的優良傳統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認為，處於執政黨地位，要領導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搞建設，避免犯主觀唯心主義、唯意志論的錯誤，克服各級幹部官僚主義、講空話的頑症，就要經常到實際中去，到群眾中去。他語重心長地勸勉各級幹部：經常到基層去接觸群眾搞調查研究，你的心裏才會裝著人民，才會時刻想著人民；你才會經常聽到人民的願望和要求，瞭解到最新鮮的情況和問題；你才能源源不斷地吸取和集納群眾的智慧，充實和豐富自己的頭腦，作出切實而正確的指導，真正為人民群眾做一些好事。他說，這是一個工作作風問題，也是一種精神境界問題，是一個世界觀問題。

胡耀邦不辭辛勞到全國各地考察，率先提出了開發西部的戰略構想，表現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他說的 "百聞不如一見"、"親口嘗一嘗梨子的滋味" 和 "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 這些樸素的話，不僅有著實踐的真知和真理的內涵，也是他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真諦的深刻理解和躬行所在，不僅是執政黨實行正確領導的 "人間正道"，也是一個領導者永葆革命本色、永遠不脫離人民群眾的根本所在。